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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友随笔

那些年,我们一起住过的东楼 许平

发布者:zk发布时间:2015-06-23浏览次数:11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那一届研究生同学一共是11位:常宁生、刘伟冬、李淑红、李小山、陈世宁、陈心懋、许平、李砚祖、徐艺乙、胡平、欧景新。其中除一位李淑红同学中途去联合国打工而转往它乡外,其余10位至今都在国内,而且无一不在高校坚守。

19849月入学,报到的第一天,我们就被分配进东楼宿舍。

      记得到后勤处办理入住手续时,接待我们的唐老师很认真地拿出一份省教育厅下发的文件给我们看,上面简单地写明研究生培养单位必须满足的住宿条件:单间宿舍面积不得少于16M2,硕士生41间,博士生21间。老唐说:南艺是保证了你们的学习条件的。此言可能不虚,当时的南艺校园里,像样一点的楼房没有几栋,除了今天的美术系老楼、音乐系教学楼、大礼堂和一栋学生宿舍楼,此外就是东楼了。东楼虽然寒酸,但已经是当时的南艺所能拿出的最好的住处了。

      其实,1984年前后的南艺,正是经历了文革十年的长久压抑之后蓄势待发的时期,一批重要的学界人物、艺坛泰斗云集黄瓜园,并正从文革的萧瑟阴影中走出来。

美术系不仅有苏天赐、张华清、沈行工、陈大羽、张文俊等一批油画、国画中坚力量,声震海内外的刘海粟老院长也时常来院教学;史论专业更是拥有如温肇桐、刘汝醴、林树中等一批老先生以及周积寅、杨身源等接踵而起的一批新领军人物;工艺美术系新建不久,老先生中如高孟焕、中坚力量如保彬、冯健亲等都是创作活力最旺盛的时期,工艺美术史论力量相对较弱,但也拥有张道一、吴山、丁涛、奚传绩等一批骨干;而黄友葵、盛雪、茅源等一批音乐教育重量级人物更使音乐系阵容可观。尽管当时的教学力量如此雄厚,但研究生招生规模才以十人计,研究生教育观念与今天的极大不同是其中主要原因,而教育资源的困窘、校舍的紧张也确实是另一个重要原因。我相信,当时学校是把最好的楼拿出来给了研究生的。

      至今我还记着把我们带进南艺的老唐的模样,个子很高,身材魁伟,山东口音很重,脸色深红总像喝过酒。没想到几年后在校园里见到他,竟然只能坐着轮椅,已不认识我们也不能说话了,但他说南艺保证了你们的学习条件这句话的情景却还总在眼前。

那一届研究生就这样和东楼结下不解之缘。

      直至三年后毕业时,学校重新考虑安排这批留校研究生的住处,计划要大家搬出东楼,引起研究生集体抗议,极端者甚至把学校通告给揭了。情况反映到学院领导那里,当时的保彬院长性情豪爽,干脆在大会上宣布:学校决定将东楼宿舍就分给这批年轻教师住了!话音刚落,欢声雷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东楼就真正成了我们的家。

东楼长得非常普通的样子:红砖墙,水泥地,三层楼。

       但据说是水泥框架结构,76年闹地震时给这框架加了一圈钢筋的箍,看上去有点怪。小楼的门扇窗框都用那种粗糙的厚漆刷成浑浊的暗红色,显得很土很老气,但沉稳、敦实的楼型还是透着一股旧式校园的范儿。从一楼正中一个主入口进去,楼道东西向展开,二十多个小单间两两相对地排列在楼道两侧,只要门窗开着,从楼后古林公园过来的微风就能把室内吹得很清爽,尤其是二楼还铺着地板,让我们很有过上贵族生活的满足。87年暑期,南京高温将近50CO时我们就在清凉的地板上渡过了一夏。记得楼内开始时还有些医务室、校刊编辑部这样的机构,后来机构逐渐搬出,三层楼就慢慢都被研究生与青年教师住满,很多纠纷与趣事也就在这些吵吵闹闹的走道中产生,那篇让小山同学一夜成名的《当代中国画之我见》大作印象里也是在走道的学术对仗中吵出来的。

东楼能让我们想起很多南艺校园特有的生活。

      小楼南面是一块空地,也是当时南艺窄小的校园里仅有的操场兼篮球场,有时还踢足球。每天下午四点之后,操场上开始人声鼎沸起来,师生男女笑闹争抢打成一团,偶尔还会有球直接飞上二楼。据说有一次一只大皮球打破窗户玻璃长驱直入,惊破正在探亲中的某同学良宵春梦,现场狼籍,连蜜月也不欢而散。当然这也可能只是杜撰,属于黄瓜园段子的早期形式。

      当时整个南艺的教学空间窘迫,研究生们除了上共同课,其余的时间就几乎都是在东楼度过,已经无法记清这里的小单间里完成过多少篇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也无法统计这里走出了多少位硕士、博士。但那时在东楼进出的人不喜欢装出每天读书的模样,相反喜欢炫耀他们异常的夜娱活动,比如成群结队地看美国动漫《米老鼠与唐老鸭》、通宵达旦地轮流玩打坦克之类刚刚开始流行的电子游戏,一段时间还迷上钻石五子棋之类的扑克竞技可以打上一夜。东楼还曾诞生过流行一时的东协”——“东楼羽毛球运动爱好者协会,最为着迷之际,有过相约早上三点起来在楼下走道上挂网打球的记录。如果不是一场与江苏省少年体校淘汰选手比赛的完败彻底粉碎了他们的羽球自尊与妄念,东协的狂热不知要延续到何时才会结束。当然东楼也见证了爱情,在我记忆中,至少三对研究生夫妇,其中一对今天还在芬兰打拼,当年最初的爱情策划与计谋促成,东楼都是见证人。

      随着留校的研究生越来赵越多,东楼楼道日益家居化,一间间单间成为独门独户的居家,只是这些居家的门永远开敞着,任何一家的饮食起居都可能成为公共新闻。

      不仅一家家的孩子可以蹬着三轮童车在冒着火苗的煤炉和吐着热汽的水壶间穿梭来往,哪一家烧的饭菜也随时可能成为公共伙食的资源。有一次,小山同学下班回府,顺手将走道上不知谁家炖的一锅鸡端走,当那边正准备待客的主人忽然发现鸡不翼而飞,急得在走廊上到处询问时,这边已经把鸡吃完,边嘬着牙边发表评论说:嗯,味道还可以,只是葱放得少了一些些……”

      但生活毕竟不是每天如此欢乐,随着住户增加的速度加快,东楼的生态日益恶化,人口的拥挤、环境的嘈杂都成为住户头疼的问题,卫生状况也越来越差。记得每层楼中部都有一个与厕所相连的公共水房,开放式的,每家用过的墩布、水盆什么的都堆积在那里,有一天有人发现,一堆墩布上居然旁若无人地站了四五只硕鼠,一幅处世不惊、常居久安的模样。东楼的生活究竟能够延续到几时,已经很现实地成为东楼住户面对的问题。此时的黄瓜园外,中国城市居民的居住方式正发生剧烈的变化,终于有一天,小山同学召集东楼住户们开了一个划时代的会议,郑重提出向学院建议集资建房、自筹资金解决青年教师住房问题的方案。

      后来的一切就变得非常简单,不但整个中国都进入迅速变化的轨道,黄瓜园的拆与建也从那里开始新的一页。

      开明的校方很快接受了东楼住户的建议。半年后,南艺历史上第一栋集资楼崛起,东楼住户开始有人搬迁进去;随后黄一、黄二栋和第二批、第三批集资楼相继崛起;东楼的老住户们终于全部搬出;后来,部分搬进集资房的又搬出了黄瓜园;再后来,东楼拆除,原址上盖起了青年公寓。东楼的时代就此结束。

      青年公寓建得很快,模样新潮而帅气,印象中仿佛一截老树桩上长出一株新苗,完全没有了东楼当年的那股寒酸与土气,但不知为什么,看起来总像不属于这个黄瓜园,也不属于那个多年为邻的老球场。

      据说东楼拆除那些天,不少老住户发现撤去地表的砖墙后,地基上露出的竟全是明代城墙用过的老城砖,好事者还抱回几块置于家中以事纪念。在我的纸盒中,还保留着当年小山召集开会准备告别东楼的策划会场景的视频,只是把大家集中起来一起观看的机会可能不会再有了。

20121020急就于果岭里